今日總算有時間找到這本書來分享了，我一直對大陸的民權鬥士們相當好奇，半年多前我看到歷史課本上的資料選讀後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特別是河西走廊的景象那一段），似乎被他的文字吸引住了。而今天我從
這裡找到對岸網友已經輸入完畢的內容後，我將內容重新排版且繁化之後放到上面來，大家就看看吧。
我的自傳
魏京生
我十六歲那年，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按照中國正常的學習階梯，我正好在這一年初中畢業。文化革命的爆發打亂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學。雖然如此，我覺得文化革命的動亂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思想上的益處，可以抵償不能繼續升學帶來的損失。因為在這動盪的年代中，人們被迫放棄了頭腦中的迷信和偏見，被迫不斷地審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從而有可能真正客觀地分析一切事物。這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十六歲以前學生時代的思想
學生時代，我很愛好文學，看小說常常看得入迷，碰到精采的小說，就非得一口氣看完不可。有時還寫寫詩，寫寫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發給朋友們看。
上中學以後，我開始對哲學發生了興趣。我所在的班是一個壞得出奇的班，一到晚上就開始無休無止的辯論。辯論的雙方站在桌子上揮舞教鞭和鉛筆盒大喊大叫，沒有哪個班的老師敢到這兒來干涉，干涉的人只會是「自討沒趣」。我們因為一些十分奇怪，有時甚至是十分荒謬的題目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也因為辯論雙方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是絕不願認輸的，所以辯論的人都感到需要看更多的理論著作，以提高自己的理論推理能力。在初中的頭兩年，我們這個辯論小圈子裏的人幾乎看遍了所有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著作。我對哲學發生興趣，也正是在這個時期。
我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的小官僚，自然是十分鍾愛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他盡一切努力向我們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鼓勵我們讀一些他指定的政治書，如《平凡的真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等。這些書我當時雖不能完全看懂，但這種薰陶使我成為自認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而且直到我看到的現實打破了我的美好幻覺之前，我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狂熱的毛主義份子。
在這同時，我媽媽對我們進行另一種方式的灌輸。她雖然和我爸爸一起反對我領導弟弟妹妹看小說，但她自己常買一些如《苦菜花》、《三家巷》、《朝陽花》之類的小說，和共產黨早期革命鬥爭回憶錄，並極力向我們推薦這些書。據我偷聽到的一次父母親的辯論來看，我母親的意見是：必須讓我們在感情上愛恨分明，必須在感情上「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夠理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一個年輕人不懂得人民是怎樣受苦受難，也就不懂得為什麼要革命。我媽媽的這種感性教育，對我後來的思想發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沒有我媽媽從小灌輸的「為受苦受難的百姓而犧牲」的革命家式的感情，我在看到中國的工人、農民的現實生活狀況後，也許會像其他一些幹部子弟一樣聳聳肩、撇撇嘴說：「這不過是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在看到又髒又臭的叫花子時，也許會和一般的「城裏人」和「好人家出身的子弟」們一樣指責說：「這都是些好吃懶做的人。」
我雖然生長在大城市而且又是幹部子弟，但卻能保持對於苦難中的農民和工人的同情，這要完全歸功於我媽媽的教育。如果當媽媽的都把這種正義感和同情心作為留給子女的主要遺產，這對於人類的進步，將是一筆無法估計的財富。
文革爆發所見所聞
一九六六年爆發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這個名詞很恰當，因為引起這場革命的原因純粹是屬於精神世界的，是多年被壓抑的憤怒的爆發，也是傳統意識和傳統思想方法與現實事物不協調的產物。文革時期，凡是爆發鬥爭的單位，從中央各部門到農村大隊，幾乎都是過去被壓迫的群眾反對曾壓迫了他們的領導人。少數情況下沒有受壓迫的人參加的運動中，至少也必須打著壓迫和被壓迫者的旗號。這說明這場動亂並非「偉大旗手」所發動，實在是共產黨暴政多年來的積弊所造成的。但這種憤怒的爆發卻採取了崇拜暴君的方式，甚至被引導上了為暴政而鬥爭、而犧牲的道路。這一方面說明了人民起來鬥爭時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說明了封建的傳統意識和傳統思想方法束縛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處於起來反抗政府只是為了保衛政府這樣一種奇怪而荒謬的狀態。
他們反對等級制度和奴役性的制度，卻打著保衛這些制度締造者的旗號；他們要求民主的權利，但卻對民主投以蔑視的眼光，並企圖用獨裁者的思想指導自己去取得這些權利。
文革的痛苦教育了我們這一代
文化革命的痛苦經歷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六六年初我和我的幾十名同伴加入紅衛兵時，紅衛兵是個狂熱的毛主義團體，但同時也是個對現實不滿者的團體，這後一點尤其重要。如果單單是毛主義團體，恐怕也沒有必要採取「造反」的態度。這些人大多數是像我一樣的對社會地位不平等不滿的份子，這一點使得這批人頗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因而有極強的戰鬥力，形成一股不易摧毀的力量。
但這股力量為什麼最終沒有摧毀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呢？這是因為形成這股力量的人都是以專制主義的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例如我自己當時就是一個狂熱的毛主義份子。我看到毛澤東著作裏和馬克思列寧著作裏談到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沒有實現，並且看到學校裏的領導們幾乎沒有實現這些美好事物的意圖，感到很不正常。當我們聽到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階段還有階級鬥爭時，當我們又聽到毛澤東說階級敵人混進了領導階層時，就認為這一切不平等和不幸都是這些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造成的，於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揪這些壞人的運動中。我們把這些壞人想像為「列寧在十月」電影裏的布哈林一類角色。
由於各種原因，紅衛兵運動很快地擴展開來，蔓延到全國。我們也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到全國各地串聯、點火。我們每到一地，先和我們認識的當地各階層人士接觸，這些人大多數是各級幹部，向他們瞭解當地幹部，特別是瞭解「當權派」的情況。然後深入到各學校、廠礦企業中去煽動造反。這樣的造反、煽動的狂熱稍一過去，在我們的腦中開始產生了疑問：像這樣造反，似乎任何「當權派」都是壞人，如果都是壞人，那麼這個國家，這個黨好像整個都成了壞的。這種想法和我們開始的想法是很不相符合的，如果說都不是壞人，為什麼幾乎每個單位的「當權派」都被群眾提出一些確鑿的理由來反對呢？從這些理由上看，這些人的確是壞人。
當我們從外地回到北京時，這種矛盾的狀況更加嚴重了，因為我們認識和瞭解的一些老幹部也都變成了「走資派」。我們並不感覺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沒有發現他們是布哈林型的陰謀家，而且他們還是受苦人出身，從小就參加了革命。像這樣的事，對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是不大容易想得通的。處於這種矛盾狀態的紅衛兵組織也開始分裂，例如我校的紅衛兵有四百多人，除有一百多人退出後加入了其他組織外，剩下的也分裂成五、六個派系。
我當時感到情況十分複雜，必須進一步弄清情況，多找一些事例，才能對當前這種矛盾狀況提出一個正確的解釋。於是就帶了幾個最親近的同學，出發作「社會調查」去了。誰想到這一番調查持續了許多年。
河西走廊的景象
我和幾個最親近的朋友坐上火車，向我們串聯所沒去的方向——西北出發了。火車上十分擁擠，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最多的是打著串聯旗號游山逛水的人。這些人往往土頭土腦，什麼也不懂，而且看上去什麼也不想懂，他們的神經早已麻木，他們的生活只有一個目標——享樂。我對這種人極其反感。坐在我對面的一個中年人就有那樣的嫌疑，雖然他自己說是出差，但我明明看見他用的是「串聯票」。我們人多勢眾，又是紅衛兵，所以他極力想和我們談話，但我總不大愛理他。
火車過西安之後，沿路車站要飯的就非常多。我看見要飯的人就習慣地把自己的食品遞過去。這時對面那人就說：「以後就別給他們了，這准又是地富份子，起碼也是好吃懶做的人，就該餓著他們。」我聽他說的好像很有道理，也就將信將疑地接受了他的勸告，但有時看到小孩，還是禁不住可憐他們，會給他們一些吃的東西。
火車過蘭州之後，進入了有名的「河西走廊」，火車偶然停在這兒的一個小站上。說它是小站，這無論怎樣也不過份。因為這一站連月臺都沒有，我想是因為很少有人在這兒下車，也很少在這兒停車。當我們這輛特快一停下來就有一群叫化子擁過來要飯，幾乎每節車廂下都有人在要。我看見一個滿臉都是煤灰，長長的頭髮披散著遮住了上半身的女人，和幾個十來歲的孩子在我的窗下要飯，就動了憐憫之心。我想孩子們是無罪的，這個婦女就算是地富家屬，本人未必就是地富份子，給她一點飯吃，也不算是「階級觀念不清」，於是就拿起在蘭州站上買的幾個餅，伸手遞出車窗。因為火車非常高。他們又站在路基下面，距離太遠，餅和他們之間至少有半公尺遠。為了把餅遞到他們手裏，我把上身探出到車廂外邊。
我剛探出去的頭本能地縮了回來，手也懸在了半空中，因為在這一剎那間看到的情景絕不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事情，也是我過去所不敢相信的事情。那個披頭散發的女人是個大約十七、八歲的年輕姑娘，除了披散著遮住上身的頭髮外，身上是沒有任何叫做衣服的可以遮住身體的東西。只是全身沾染了煤灰和泥土，遠看似乎是穿著衣服一樣，再加上混在一群沒穿衣服的小叫化子中間，在不注意的人看來並不顯得那麼刺眼。
我從來不迴避現實，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真事，只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這些現實。在路基上的姑娘和孩子沒有理會我突然縮回車廂的動作，他們反而用更高的聲音乞求著，我馬上醒悟到：對他們來說饑餓是最主要的事情，我立刻把手中的幾個餅扔了下去，路基上響起了一片搶東西的喧擾。
坐在我對面的那人充滿樂趣地嘿嘿笑了兩聲，用通曉世故的口氣說：「沒見過吧，在這一帶多的是。每個小站上都有這樣的姑娘，有些還相當漂亮，只要給吃的，用不著花錢就可以。」我很感謝他給我機會用蔑視的眼光發洩我的憤怒和痛苦，我想我當時的眼光一定是相當可怕，因為他馬上頓住了，尷尬地改口說：「你要是常在這一帶坐火車，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每站都能碰到這樣的事，當然想想也怪可憐的。」我不願讓那樣的人看見我感情的流露，我把臉轉向了車廂外邊。我看見這姑娘儘量踮高腳伸長了手，從又髒又亂的頭髮下用可憐的眼光盯著我，急切地用我聽不太懂的土話乞求著。我很明白她要什麼，也許剛才的餅她沒有搶到，也許搶到後給了她的弟弟妹妹，總之，如果不再給了，她就會挨餓。最初的驚奇和意外的難堪已經過去了，我從書包裏拿出剩下的麵包，把上半身儘量地探出窗外，送到幾個沒有搶到餅的人的手中。
我手中的麵包不足以滿足路基上饑餓的一群，在兩旁的車窗口乞討的人也向我的窗口聚過來。我遺憾地想抽回我的身子，旁邊卻響起一個聲音：「我這兒還有多餘的。」當我懷疑地回頭看我的對座時，他不好意思地補充一句：「我也吃不了這麼多。」說著就把幾包餅乾遞到了我手中。我把它們全部份給了向我伸出的手。我看到其他車視窗也有人在迅速地向饑餓的人分發各種食物，這也許是受了我伸到窗外的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的影響吧，誰知道呢？當火車重新開動時，從車窗旁閃過的赤裸的姑娘和孩子們，許多已經把餓得發綠的眼睛從車窗移到手中的各種食物上邊去了。
時間倒退了二十年
接下去兩天的火車旅程中，我的腦子總離不開無名小站上的這一幕。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成果嗎？或者是少數壞領導造成的惡果？如果那個地方的領導是我父親的一個「戰友」，我倒想知道一下這是個怎樣的人，至少我可以確定這個人即使被打死也是「死有餘辜」的。同時我覺得，只瞭解城市和上層的情況是遠遠不夠的，應該瞭解這些最底層的情況，才有可能理解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
抱著這樣的目的，我帶著我的一個最親近的同伴，深入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最基層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們更多地注意的不是那兒生產什麼東西，打多少糧食，而是這兒的各種各樣的人怎樣生活和對生活採取什麼態度。我們每走到一個地方，就設法交許多的朋友。由於我們熱心誠懇的態度，我們交了許多知識青年，復員軍人，老右派做朋友。我們發現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雖然各有不同的目的，也各有不同的經歷和處境，但在他們對自己現在生活的態度中，卻有一個基本共同點：不滿意。知青和復員軍人都有受了騙的想法。我們認識的一個老右派則直接地認為：她當初參加共產黨時，沒有想到共產黨會被現在當權的這一群慘無人道的傢伙所掌握，這種看法在我們當初聽來是極不順耳的，使我們感到她的確「應該是個右派」。但一方面我和我的同學，從來就有耐心聽各種看法的習慣，一方面她的思想是用許多的小故事，包括她自己的故事講出來的，有不容反駁的權威性。這第二點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她也由於有了可以說心裏話的機會而非常高興，我們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她過去是新華社記者，過去的丈夫是石少華。她是被當作右派流放到新疆的。因新疆缺乏人才，就讓她當了庫爾勒的農二師的報社記者兼編輯。她陪著我們結識了當地的許多窮苦人，包括庫爾勒縣的一個貧協主席，維吾爾族農民。從這位貧協主席家出來後得到的印象，就像時間向後倒退了二十年，我覺得我看到的正是小說裏描寫的「解放」前的貧民家庭。所不同的只是這位貧農滿口「革命」，「修正主義」，似乎在提醒人們這是一九六六年而不是一九四六年。
這位元記者還陪我們到最偏僻最遙遠的馬場去參觀。在馬場旁邊的一個魚廠，我們碰到了二十幾名上海知識青年。一到那兒，知青們就要求給他們照一張像，並且騎上我們的馬高興地又喊又叫卻不敢放開薑繩跑，我很奇怪地問他們：「你們平時不騎馬嗎？」一個戴眼鏡的青年笑了笑說：「我們這兒沒有馬。」他們又對我們說，希望把照片給他們的家裏寄去。他們都是用當地優美的風景作背景騎馬照的像。
勞動犯的境遇
傍晚我們回焉蓍團部的路上，我問女記者他們為什麼不把自己住的破草棚作背景。女右派用她疲勞的聲音簡單地說：「十幾年沒給家裏一張照片，要是讓家裏知道住在這樣的草棚，父母心裏該是什麼滋味！」我不禁十分驚奇為什麼他們十幾年沒給家裏一張照片，女右派對於揭發性的題目一向最感興趣：
「那兒生活艱苦，你沒看見他們住的，吃的都和勞改犯一樣嗎？」
「他們那兒有勞改犯？我怎麼沒看見！」
「你真粗心。他們住的那排房子前邊那一排房子住的不就是勞改犯嗎？」
我猛然想起站在前邊一排房子視窗看著我們不說話的一些人，我真沒想到勞改犯會和知青一樣「自由」。
「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就乾脆不讓他們離開魚廠，藉口當然工作需要啦。所以他們沒法 照相。你沒有注意到他們魚廠是一匹馬也沒有嗎？」
「你看這河水多急。」我這時才注意到我們正騎馬趟過這條沒有浪花的河，它正以洪水般的速度沖進波斯騰湖。我記得沿路有三條這樣的河。「像這樣的河不騎馬是過不來的。」她和我同時注視著飛快地漂過的無數漩渦，補充道：「春天漲水時騎馬也過不去，只能騎駱駝。沒人騎的空馬過這樣的河也站不住腳。」為了不沾濕鞋，我們都把腳放在馬屁股上，我抬頭看了看離我們約有十公里左右的那些小蘆草棚，那兒還站著幾個可能終身脫離不了這種淒慘生活的苦命的人，依依不捨地目送著我們。
為什麼好人被打倒，壞人勝利？
從這時我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心理，看見報上登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描述和聽人講起社會主義如何勝過資本主義的大道理，就在心裏罵一聲「扯你娘的蛋」。雖然從書上看到的資本主義也並不好，可是我相信沒有比我所看見的這些更不好的了。雖然我仍然認為這些都是違背毛主席的惡果，但我對「為什麼毛主席總是信任這些違背指示的人」這一點產生了疑問。女右派的經歷更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好人總要被打倒，壞人總是得勝利？」女右派雖然對她曾經是右派很不好意思，我卻從一開始就感覺她是個好人，我覺得她這樣的人是不會主動去危害人民的利益的，她成為「右派」純粹是冤枉；把這樣的又好又有才能的人流放到這樣荒僻的地方實在太不應該。我對她一點也不怨恨離婚另娶的丈夫十分敬佩。她說：「既然我是右派，就不應當連累他和孩子，當然也不應當讓他單身過日子，孩子們總還需要人照顧。你們去我家（指她丈夫的家）時，最好不要讓人知道是從我這兒去的，免得給他們找麻煩。」當我們拿著不遠千里托我們帶來的庫爾勒香梨，終於沒驚動旁人找到她丈夫家時，她丈夫竟閉門不見，不承認和他兒女的母親有什麼關係。只讓他女兒在走廊裏接受了我們帶來的梨。從他家出來以後，我達到頂點的忿憤轉而成為痛心。我想，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沒心肝沒良心的品性，才使他免受他右派老婆牽連吧。但為什麼偏偏是沒心肝沒良心的人就能逢凶化吉並且青雲直上呢？我不習慣於找不出答案，我認為這是因為全黨全國的幹部理論水準都太低了，不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才讓這些封建官僚的殘渣餘孽占了便宜。我覺得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抵制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的最有效的武器，於是下決心更進一步鑽研。我聽說在我們這一批最早起來造反的紅衛兵中間，有不少人也正在進行和我差不多的工作，並號召瞭解社會，據說他們還穿上破衣服到北京站去要飯，說是體驗生活。
毛澤東在我們心目中發生動搖
我認為沒有「體驗生活」的必要。下到底層去看看，聽工人、農民們說一說心裏話，要比討飯收穫大得多。而且我有另外一種想法：要瞭解社會，就必然要瞭解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階層和小社會。而且我還有這樣一種偏見：凡是現在掌權的，我首先就認為他是沒心肝沒良心靠別人的不幸上臺的，除非他有充份的理由從我心目中排除這種可能性。我這種看法正符合了當時在「老紅衛兵」中掀起的一股反江青的浪潮，我於是積極地參加到這種活動裏。我發現在我過去的「戰友」們中間，這種偏見是很吃香的，凡是帶政府招牌的，無論是人還是理論，我們首先就否認他的合理性。當然在這個時期，理論上的研究減少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占去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如蹲監獄，開大會砸「三司」（當時大學裏親江青的一派），沖公安部等等，當時在我們這部份人裏還有人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重新對照毛澤東思想」，「毛主席五七年以前是偉人，五七年以後有錯誤」。現在說這些話還未必敢公開，當時說這些話對一般聽眾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但對我這樣的人，則如指路明燈。毛主席指使江青翻臉不留情地抓我們這些「造反的娃娃」們，使得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已開始發生動搖，再加上有人這樣一提醒，我一下子就開始懷疑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有問題」。
合唱團時期所見所聞
六七年由於反江青的「聯動」（編者注：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被取締，我們這些「老紅衛兵」就沒有了自己的組織。但我們的思想與當時的任何組織都不沾邊，而且任何組織都怕沾我們的邊。所以大家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正在這時，出現了一個由西城區「老紅衛兵」的頭頭組織的合唱團，主要唱「長征組歌」、「毛主席詩詞組歌」。很快地在這個合唱團周圍就聚攏了許多「老紅衛兵」。這個合唱團的一個重要色彩是「替老幹部喊冤」，這是由其成份所決定的，參加合唱團的人絕大多數是幹部子弟。但還有一個絕不容忽視的傾向，就是反江青，這是因為參加這個組織的絕大多數人是當時已被取締的「聯動」的成員和同情者。這些人反江青一方面是因為江青明顯地利用了這些孩子的無知來撈取她個人的好處，排除她個人所恨的人；另一方面卻反復無常地把這些人隨便用造謠的方法踩在腳底下；一個較次要的原因是從一些幹部的口中聽說了江青一些不名譽的事情，也因為她參與迫害了許多老幹部而引起他們子弟的仇恨。
準備撤到廣州集體逃港
這個組織後來擴展到擁有一百多人的合唱隊，七八十人的樂隊，還附有一個話劇團，一個電影攝製組的雛型，另外還搞了一個反江青傾向性很強的雜誌《準備》。合唱團的經費，是由主要領導人之一楊小陽從「十三中」（北京市第十三中學）的抄家倉庫中搞來的，為了組織合唱團，他撬開倉庫的鎖，連存摺帶現款一共拿了二十多萬元，用一個麻袋扛回了家．後來一切活動的經費，都是從這二十萬元裏開支的。因為楊小陽是我的鄰居，也因為合唱團的思想傾向很符合我的思想傾向，我也參加到合唱團的工作中去了。
我開始在合唱團中做些一般性工作，後來就到廣州去聯繫演出場地，尋找同盟組織。這時合唱團的反江青思想傾向已經非常不妙，許多膽小的人已逐漸退出。社會上的許多親江青小組織已公開對合唱團採取行動，第二次抓「聯動」可能又會降臨。最糟糕的是合唱團內部也十分混亂，有思想的人很少了，「就愛找個亂子鬧個事兒」的人非常多。核心組開了個會，決定去一趟廣州，緩和一下當前的困難處境。先由我和楊小陽到廣州去打前站，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後再把全團都拉到廣州。
一個多星期後當我和楊小陽從廣州回來時，情況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楊小陽一到家就被捕了。接著我們就開了一個核心會，決定由我代理負責，繼續去廣州的行動，因為我們都感覺去廣州是我們的最後一線希望了。
但在火車站上，我們合唱團的幾百人遭到衛戍區幾百人的阻截，我在站外廣場上一發現幾輛滿裝著執勤軍人的大卡車停下，就感到事情不妙。因為我前兩天聽到一個衛戍區幹部的小孩說：中央已傳下了口風，說合唱團計畫集體逃亡到香港。發現這樣緊急的情況後，我馬上叫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人進站通知其他人出站，並通知核心成員把所有人都撤出車站。做了這些之後，我總覺得還不夠安全。在我們的人迅速離開車站時，我又帶上「保鏢隊」的十幾名高大的小夥子到車站裏轉了一圈，看有沒有我們的人被扣押，果然奉命進站的我妹妹和另外一名她最後找到的女孩子被兩個軍人看守著，看樣子其他人又進站找人去了。我們十幾個人一擁而上，在當兵的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連哄帶嚇地把她們倆人搶了出來。接著大家就迅速地出了車站，騎上自行車分散回家了。當我回頭看時，車站裏正陸續有許多軍人湧出來，可惜的是他們晚了一步。
緊接著核心組開了兩三天的會，在會上爭吵不休，但最後一致同意我及時撤出人員的緊急決定是正確的，也一致同意我關於當前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我家裏召開的，就合唱團是否解散的問題爭論了一整天。晚上在大多數人的贊同下，我宣佈合唱團正式解散。因為當時我們的處境是走投無路，所有的場地都被嚴密控制，我們無法演出，離開北京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而且傳說政府馬上要針對我們的組織採取行動，在這種沒有任何作為，又面臨逮捕的條件下，我認為不如解散，以避免像抓「聯動」一樣對所有人採取行動，這樣可以保存許多人。我沒有說出的一個理由是：「我看這些人裏有許多為自己或朋友的老子喊冤，很少有為人民喊冤的；其他人則是一般盲目的熱情，沒有明確的目的，繼續下去也不會搞出什麼成績，只能是自取滅亡。」
合唱團解散後的幾個月裏，我一邊忙於奔命，一邊是對前途的失望。我看不到這社會主義有什麼人是可以依靠，可以對他們寄託希望的。工人和農民愚蠢地相信那些壓迫他們剝削他們的新官僚，士兵們無一例外地為任何統治者服務，知識份子的一部份受了林彪，江青一夥的招安，另一部份則是沒出息地低聲下氣，日夜想念有招安的前程。我看不到有一種力量可以改變這罪惡的現實，我心裏感到十分痛苦和無望。
下鄉插隊真正瞭解農民
在北京一次接一次的大搜捕浪潮的衝擊下，我終於到了無路可逃的地步。六八年七、八月份我在天津陷入了絕境。在躲過了一次員警的突襲搜查後，在一所機關的樓頂上，同伴們掏出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為我湊逃亡的路費。結果湊出來的錢不夠到達任何一處我準備去的目的地，最後我決定到我一個熟人的女朋友家去。我只見過她一面，可非常湊巧我口袋裏就有她留的地址，而且我們湊起來的錢剛好夠買車票到常州。「如果她不幫助你，怎麼辦？」「我只好要飯去上海，在上海還沒有大搜捕。」這是我們最後的決定。
考慮沿途乞討去武漢
買火車票之後我口袋裏僅剩了不到一元錢，我下了火車後不認識路，雇了一輛三輪車，車費是由她出的。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我找她的目的是想借錢到武漢或廣州去避難，實在不行到上海找熟人湊點路費也可以，並說明我在天津只湊夠了到她這兒的路費。
當我聽說她也沒有錢的時候，我以為是推託，心一下子就涼了，眼前浮現出沿路乞討的羞辱。我站起來想告辭時，她馬上說她想讓我在常州住幾天，由她出面寫信，讓北京的朋友給我湊去武漢的路費，並告訴我上海已經開始大搜捕了。後來我發現她當時手頭的錢足夠我買船票去武漢，不過我假如去了武漢，恐怕也就像已經進了公安局一樣穩當了，因為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同時開始大搜捕。
過了一個多星期，我終於等到了北京的朋友們寄來的錢和我妹妹的一封信，信上給我一個安徽老家的位址，並告訴我全國都開始大搜捕，只有鄉下是安全的地方。
我必須感謝她，因為她在常州的外婆家，實際上成了我的一個暫時的避難所，使我能從容地安排下一步的退路。在常州的一個多星期，她天天陪我到公園裏和鬧市遊玩解悶，也使我的頭腦逐漸清醒。她的外婆是常州的一個大房產主，由於參加革命的女兒的勸說，解放後把房產都交了公，得到「開明紳士」的稱號。我六八年到常州時，她外婆已是老態龍鍾，不能下床了。但仍不免在門口掛上「黑五類」的牌子。我想：她在解放前固然是剝削了別人，但那是當時社會條件下必然要如此的，馬克思也說過在那種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既然如此，那麼某些人偶然地處在剝削的地位上這一點，是不應當被用作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標準的。何況她解放後把屬於她個人的私有的財產已經交了公，這足以證明她並非生性就要剝削他人。那麼為什麼在她老到快要死的時候，還要在她門上掛一塊牌子羞辱她呢？這還是住在過去屬於她的房子裏的那些人掛的。而且我看不出掛牌子的那些人能得到什麼明顯的好處。如果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做什麼事情，這是容易理解的；但他們不能得到明顯的利益卻去從事不容於別人的事業，這在我看來是一定有什麼其他的人在指使他們，挑動他們這樣做。這一時期我苦苦地思索著這個問題，聯繫到我文化革命以來的所見所聞，我只覺得被掛牌子被抄家的一方和去掛牌子去抄家的一方都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們的想法和看法有什麼毛病，因而他們都是受了什麼東西的騙。當時我認為這東西是習慣勢力和私心雜念之類的東西，但對這個答案我一直是不滿意的。
看到了一個「鬼墟」
下鄉之後，正趕上農村大搞「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同時大搞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面對著階級鬥爭的一步步擴大，許多過去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一邊的人，也被劃入被鬥爭被打倒的範圍內。這時我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階級鬥爭是不是真的這樣嚴重？我當然認為：解放前的地主富農在解放後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特殊地位。但是一般工人、農民也並沒有壓迫他們的權力和必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地位形成階級」的學說，在這時地富和普通工人、農民不成了一個階級的成員了嗎？掌握權力，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都遠勝於工農的幹部，難道不是一個階級嗎？在一般的生活意識中，這兩個階級彼此是水火不相容的，這我一直有所感覺，只是在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作了理論上的思考後，我才認識到這個問題。這個想法使我有如夢初醒的痛快感覺，也有周圍一片黑暗的感覺。這時我深切地感到自己過去的一切看法和理論都不可靠了，一切須經過重新思考和審查。於是我利用在農村的安靜環境，通讀了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其中最使我信任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的理論在我看來科學性要遠勝於其他幾個人。列寧的書只有一部是我喜歡的，就是《國家與革命》，我最喜歡的是其中關於無產階級民主的一段論述。
這段時期我在農村看到的「大躍進遺跡」和「共產風遺聞」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我一回到農村，就經常聽農民談到大躍進時期他們是把這一時期當作「世界的末日」一樣提到的，談話時流露出劫後餘生的榮幸之感。我對這一點不禁發生了莫大的興趣，時常追問詳細情形，逐漸地我也認為「三年自然災害」並非天災，實在是由於錯誤政策造成的。例如農民們談到五九、六零年的共產風使得豐收的稻子沒有人收割，因為農民們都餓得動不了，眼看著稻子被風吹落到田裏而餓死的就有不少人，有的村莊乾脆就沒有人出來收割。有一次我和一位親戚到幾裏地以外的一個村莊去作客，走過一個沒有人的村子，村裏的房子都沒有屋頂，只剩了土牆，我以為是「大躍進」時期並村政策被合併掉的村子，就問我的親戚：「為什麼不把土牆推倒種田？」我的親戚說：「這些房子都是有主的房子，不通過本人怎能推倒呢？」我明明看見是沒有房頂的房子，所以不相信是有人住的。「住當然是沒有人住的，共產風時這村的人都餓得死光了，到現在還沒有人回來，所以把他們的田都分給旁邊的生產隊了。當時說也許將來會有人回來，所以沒有把宅基地分掉，現在這麼多年還沒有人回來，恐怕不會有人回來了。」
認清了誰是劊子手
這時我倆正好從這村子旁邊走過，燦爛的陽光照在土牆中間碧綠的野草上，再與周圍整齊的稻田形成對照，越發顯得淒涼。我在人家酒席上聽到的交換吃小孩的情景，好像從土牆中的野草裏浮現出來，我明明看見咀嚼著用自己的孩子交換來的別人家孩子肉的父母們臉上那痛苦的表情。在村頭田裏捉蝴蝶的孩子們，似乎就是那些已被自己的父母吃掉的孩子們化身。我可憐他們，我更可憐這些父母。是誰讓他們把無論如何也救不活的孩子們送去給別人吃掉呢？是誰讓他們伴著其他父母的眼淚與辛酸咽下他們從來也沒有敢夢想去嘗一嘗的人肉呢？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了這個「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劊子手，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用他們的罪惡制度和罪惡政策，迫使這些餓得失去了理智的父母，把自己的親骨肉送去給別人充饑，以便自己可以拿別人的親骨肉來充饑。是毛澤東為彌補他扼殺民主的罪過而搞的「大躍進」，迫使千千萬萬餓得發昏的農民用鋤頭打死他們往日的同伴，用與他們一同長大的同伴的血肉挽救自己的生命。劊子手不是他們，而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到這時我才明白彭德懷從哪裡來的力量攻擊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到這時我才明白農民為什麼痛恨「共產主義」，為什麼不理解打倒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因為他們不願再把自己的同伴打死後吃掉，因為他們要活下去。這是比任何主義都更充份的理由。
在農村一年多的時間，親眼看見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如何放到生活的實踐中去的；在軍隊服役期間，我又親眼看見「階級鬥爭」的理論為什麼要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毛澤東正是靠運用這種把人民劃分成不同的「想像中的」利益集團的方法，使他們認不清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去為了並非他們自己利益而且危害他們自己利益的目標而自相殘殺。正是靠了這種方法，他才使得億萬受他壓迫受他玩弄的人民擁護他，他才得以把劊子手的面孔裝扮成人民領袖的面孔。〈全文完〉
